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都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T.S.艾略特：《焚毁的诺顿》
欧洲在战后一个严寒的黎明醒来。年的冬天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从1月到3月，一股冷风横扫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圣特罗佩降了大雪，狂风呼啸，积雪如山，交通断绝，浮冰堵塞了泰晤士河口；运载着食品给养的火车转眼之间就冻在铁轨上；驶往巴黎的运煤船被冰块堵在水上航行不得。哲学家艾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对这座城市之寒冷“胆战心惊”，他写道：“空旷、寥无人迹，就像一具优雅的尸体。”
整个欧洲，供水系统、下水道排污以及其他大部分生活设施瘫痪；食物供应日减，煤的储备不断减少，因为煤矿工人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开动被冻得结结实实的风钻，冰雪稍微融化紧接着又冻结起来，厚厚的冰层封死了运河和道路。英国的失业人口在两个月之内增加了万。政府和工业都在冰雪中停止运作了。生命似乎已被冻僵：万头羊、3万头牛冻饿而死。
在柏林，后来担任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WillyBrandt）发现这座城市“面临新的恐怖”，似乎预兆着全欧洲的崩溃。严寒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向人类袭来，把他们都赶回家去闭门不出。但是他们发现家也并不是安全的避难之所。窗户没有玻璃，他们不得不用板条和灰泥板钉在窗户上。墙壁和天花板也是千疮百孔，人们只好用纸和破布来封堵那些洞孔和缝隙。他们把公园里的木椅劈成木条拿回家来取暖……成百上千的老人和病人冻死在床上。”作为应急措施，每户德国家庭分配到一棵树作为取暖之用。年初，铁尔加滕公园里的树木已被砍伐光了，留下一片树桩，公园里的雕塑矗立在光秃秃的冰冻泥地上；到了年的冬天已经不得不砍伐著名的格伦沃尔德的树林了。大雪虽然覆盖了这座被炸成废墟的城市，却掩盖不住希特勒对德国的狂人痴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柏林就像变成废墟的迦太基一样，成为一座死气沉沉、寒冷刺骨、阴森可怖的城市，已经被打败、征服和占领了。
恶劣的天气无情地宣告冷战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长驱直入地进入了雅尔塔协定之后的欧洲新地理格局。领土的疆界多边化，人口结构分裂。驻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盟国占领政府不得不费尽心思来应付多达万离开故土、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盟国人员纷纷涌入被占区，人数大大膨胀，使问题更加严重。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离开家园，加入了已经居住在公共建筑物的厅堂里、火车站、地下掩体和已被炸毁的市区的人群之中。克拉丽莎·丘吉尔（ClarissaChurchill）曾作为英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客人前来柏林访问，“在居住地点和物质供给上都受到了照顾，使我免遭当时的骚乱和苦难的影响。我被安置在前纳粹人员的住房里，可以在温暖的卧室里踱步，抚摸着镶有花边的床单，浏览前主人留在书架上的书籍，这样的经历使我感到征服者一丝淡淡的、温暖的喜悦；但是在我走过短短的一段街道，或者造访一处德国人居住的没有暖气的公寓之后，这种喜悦的心情立刻就烟消云散了。”胜利者确实有过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年，一条美国卷烟在美国军事基地只需花50美分就能买到，而在黑市上却要卖第三帝国马克，按官方汇率折合美元。按这一汇率，只要用4条烟卷的钱就可以雇用一支德国乐队来为晚会演奏助兴，用24条香烟就能换来一辆年生产的奔驰汽车。青霉素和“白色证书”（证明持证者与纳粹没有牵连）是索价最高的东西。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来自爱荷达州的劳工阶级出身的大兵在这里可以过上现代沙皇般的生活。
在巴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Rothschild）中校作为拆除未爆炸炸弹专家的英国军人，在解放日当天就来到了这座城市。他和家人在马里尼大道接收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原来是纳粹人员征用的。他在这所房子里款待年轻的情报官员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Muggeridge），喝的是陈年香槟。男管家原本是为德国人服务的，据他说，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身为百万富翁的情报官员约翰·海·惠特尼（JohnHayWhitney）征用了里兹饭店，他在那里接待过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ScottFitzgerald）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窗好友大卫·布鲁斯（DavidBruce），他还带来了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和一批解放者。为了这次招待客人，主人向饭店经理订了50瓶马丁尼鸡尾酒。同大卫·布鲁斯一样，海明威也在美国战时秘密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工作过。他那次就在里兹饭店里拥着他的威士忌酒瓶住下了，在微醺的状态中接待了神经质的埃里克·布莱尔（EricBlar），即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还有性格豪爽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和她的情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tre）。那一天他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宿醉给他带来有生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头痛。
《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的作者、哲学家加情报官员A.J.“弗雷迪”·艾尔（“Freddie”Ayer），乘坐着由司机驾驶并配有军用无线电的大型布加迪轿车招摇过市，一时成为巴黎人所共知的人物。亚瑟·凯斯特勒带着他的情人玛梅因·佩吉特（MamainePaget）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一起用餐，喝伏特加酒，吃薄饼夹鱼子酱和西伯利亚蛋白奶油甜点，喝得醉醺醺的。还是在巴黎，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夫人苏珊·玛丽·艾尔索普（SusanMaryAlsop）在她“铺满奥布森地毯和备有美国名牌香皂的住宅里”举行一系列的社交聚会，但是当她跨出她家门槛，她就看到“人们面容阴沉憔悴，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生活艰难。确实没有食品，只有那些花得起钱到黑市上去买东西的人能买到，即使是这些人也买不到多少。面包房里空空如也，即使是伦普利马耶这样的店家，橱窗里和茶室里也只能见到一块用硬纸板做成的精致‘蛋糕’，或者一只装巧克力的空盒子，上面还标有‘模型’字样，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在巴黎市郊圣翁内区的鞋店橱窗里，炫耀地陈列着一双鞋子，上面标着‘真皮’或‘样品’字样，在这双鞋的周围摆放的则是一些粗糙丑陋的草制商品。在里兹饭店门外我扔了一个烟蒂，这时一位穿着讲究的老先生立即扑过去捡了起来。”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的堂（表）兄弟、年轻的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勃科夫（NicolasNabokov）也在柏林的苏联占领区扔了一个烟蒂，“当我转身往回走时，看见一个身影从黑暗处跃出，把我扔下的烟蒂捡了起来。”当这个优等民族的人在垃圾堆里寻觅烟蒂、柴火或食物时，元首的地下掩体的废墟却连一个标志都没有留下，柏林的居民此时也没有心绪去关心这样的事。倒是每逢星期六，在军事占领政府工作的美国人手持电筒，在被炸毁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政府大楼的地下室里搜寻各种异国情调的物件：罗马尼亚手枪，大卷大卷的半烧毁的货币，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各种装饰品。一名劫掠者找到了一些女士衣帽间，从那里拿走了一些黄铜衣帽挂钩，上面镌刻着纳粹的老鹰标识和“德国制造”字样。曾经是曼·雷（ManRay）的灵感源泉的时尚摄影家李·米勒（LeeMiller）在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浴室里穿戴整齐，摆出照相的姿势。
这种有趣的事情很快就成为过去。柏林被分割为4个占领区，整个城市则被苏联占领地所包围，就像一只乌鸦困在巢中似的。从此柏林成了“冷战痛楚的象征”。表面上，4个占领国是在盟军指挥部里同心协力使德国去纳粹化，并“重新为其确定发展方向”，实际上这4个大国是在惨淡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爱沙尼亚-俄罗斯血统的美国军官迈克尔·乔斯尔森写道：“我并不仇恨苏联人。说实话，那时我并不关心政治，所以我较容易同我认识的苏联军官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建立了4个“友好”政府之后，苏联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集中营里人满为患，这4个“友好”政府之间的合作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到了年冬天，也就是美苏两国的军人在易北河会师热烈拥抱不到两年的时间，拥抱就转化为相互攻击了。“直到苏联的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侵略性，苏占区的暴行每天都见诸报端……苏联的宣传也露骨地反对西方，这时才唤醒了我的政治良知。”乔斯尔森对自己的转变过程就是这样说的。
美国军事政府办事处总部的缩写是“OMGUS”，最初德国人都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英语的“公共汽车”，因为美国人征用的双层公共汽车车身两侧都印有OMGUS字样。当OMGUS的军官们不再监视其他三国的行动时，他们就坐在办公桌前，桌上堆满了到处散发的“个人情况调查表”，每个德国人在求职时都必须填写这种表格，内容包括国籍、宗教信仰、有无犯罪记录、教育程度、专业资格、就业和服务状况、著述和演讲、收入和资产、出国旅行经历等等，其中当然还有政府归属和派别。把所有的德国人都过一遍筛子，不放过一丝一毫“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痕迹，确实是一项要命的案头工作，常常令人心烦。即使是一个在第三帝国政府大楼里清扫过道的勤杂工也不免要列入黑名单，但是希特勒时期的许多工业家、科学家、管理人员，甚至高级军官却悄悄地被留用。为了保证德国不致就此崩溃，真是想尽了办法。
对于一名情报人员来说，无休止地填写个人情况调查表绝对不是处理纳粹政权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乔斯尔森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哲学家、当时为伦敦的军事情报六处工作的斯图尔特·汉普夏尔（StuartHampshire）回忆道：“当时我并不认识乔斯尔森，不过我听说过此人。他在整个情报圈里名气很大。他是一个全才，不管什么事他都能做成。确实是任何事都难不倒他。如果你想越过俄国边界，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乔斯尔森能帮你办到。如果你想请一支交响乐队，乔斯尔森也能帮你如愿以偿。”
乔斯尔森能流利地说4国语言，而且不带任何口音。他确实是美国占领军军官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再说，他对柏林了如指掌。他于年出生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父亲是一位犹太裔木材商。乔斯尔森于20世纪20年代初首次来到柏林，混迹于苏联十月革命后移居外国的巴尔干侨民之中。他的亲人被布尔什维克杀害，再要回到塔尔图已不可能，这样他就成了亚瑟·凯斯特勒称之为“人渣”的男男女女中的一员。这些人的生活在20世纪破碎了，他们不再为他们的故土所接受。乔斯尔森进了柏林大学，但他没等拿到学位就离校到一家叫作金伯尔斯·萨克斯的百货公司当了采购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公司派驻巴黎的代表。年他移民到美国，不久就加入了美国国籍。
乔斯尔森于年应征入伍，他的欧洲背景显然使他成为谍报工作或从事心理战的理想人选。他真的受命加入驻德国的心理战处（PWD）的情报科。他成为由7人组成的审查小组的一员（这个小组的代号叫罗森堡小组，因为组长是艾伯特·G．罗森堡，即AlbertG.Rosenberg上尉）。小组的任务是每周审讯数百名德国囚犯，目的是“尽快将坚定的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加以甄别，将他们分开；甄别哪些人说了谎话，哪些人吐露了真情；哪些生来话多，哪些人天生守口如瓶。”乔斯尔森于年去职，但他继续留在柏林，在美国军事政府中担任文化官员，后来又在国务院和美国高级专员公署任公共事务官员。他的职责是审查德国新闻界、广播和娱乐媒体人员的工作，所有这些被审查者在清除纳粹分子的行动中全部停职接受审查。
在同一个处工作的还有尼古拉斯·纳勃科夫。他是一个白俄，在年移居美国之前曾作为侨民居住在柏林。纳勃科夫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能言善辩。此人以其自身的魅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别人交上朋友（自然也就有不少妻子）。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柏林的公寓成了移民们文化生活的中心，汇聚了许多知识界人物，有作家、学者、艺术家、政客和新闻记者。在这个放逐在外的国际群体中就有迈克尔·乔斯尔森。在30年代中期，纳勃科夫去了美国。他后来颇为谦逊地说，他在美国与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合作写出了“第一部美国芭蕾舞剧《美满姻缘》（UnionPacific）”。有一段时间，他与亨利·卡蒂埃-布雷森（HenriCartier-Bresson）两人在纽约共有一间工作室，那时他们都是穷光蛋。后来纳勃科夫写道：“在卡蒂埃-布雷森看来，共产主义运动肩负历史使命，是人类的未来……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是同意的，但是，尽管我眷恋我的祖国俄罗斯，我却无法接受或赞同如此众多的西欧和美国知识分子热爱共产主义的态度。他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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